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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文章

时间:2020-10-26

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立法研究
——以《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雷春红[①]

【摘要】家庭领域,未成年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我国现今家庭领域高度自治,国家力量的消极不作为使得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和实现。《民法典》规定了某些国家监护制度、收养中民政部门的职责等,这是立法的创新与进步,但过于简略,存在诸多有待完善之处。因此,有必要打破严格区分公私法界限的传统立法模式,在家庭领域加强国家公权力介入亲子关系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措施,包括规定完整的监护监督制度、加强法院对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与探望的公权力监督与适当干预、规定民政部门负有收养的实质审查与监督职责等。
【关键词】亲子关系;家庭自治;国家介入;民法典
 
       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国家力量过度介入家庭,导致亲情关系的“异化”。改革开放后,国家力量退出家庭,家庭高度自治却使得处于弱势的未成年子女权益容易受到侵害。国家亲权理论的兴起,国家监护制度构建;针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预防与制止;父母分居或离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与探望;收养中民政部门职责的规范等,都是研讨的热点问题。无论父母是否离异或健在,在没有得到父母亲正常关爱的家庭里成长的儿童,更容易出现不良的心理和偏激的行为,这一私人家庭领域的问题其实关乎儿童的未来、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家风入法是我国《民法典》的制度创新,尊老爱幼的传统家庭美德需要法律保障落实,《民法典》关于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规定有所涉及,但过于简略,仍具有很大的立法完善空间。
       一、西方社会国家介入和干预亲子关系的理论与思想
       西方社会,早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就表达了妇女儿童公有,以城邦国家取代家庭的思想。到了古罗马时期,出现了国家亲权的观念。“它首先表现为国家在自然父亲缺位的时候顶替其角色,其次表现为为了国家的利益以国家亲权干预或阻却自然亲权。前者集中体现为官选监护制度和贫困儿童国家扶养制;后者集中体现为限制自然父权的粗暴运用。”[②] 14世纪,英格兰颁布《关于国王特权的法律》(De praerogativa resis),其中规定,国王承担保护其臣民的监护义务,此规定奠定了国家亲权制度的基础。国王的这种监护义务是通过衡平法院履行的,从15世纪开始,衡平法院享有这方面的管辖权——在自然父亲缺位的情况下填补其角色。[③]国家亲权只能是自然亲权的补充,因为,在19世纪末以前,家庭被认为是高度自治的私人领域,国家公权力不能介入和干涉父母子女关系。
       19世纪末以后,福利国家通过法律干预家庭关系的程度日益深广。20世纪60年代,儿童权利理论体系逐渐形成。在此背景下,关于国家是否介入亲子关系等问题,理论争议激烈。自由放任的非介入主义者奉行国家最低和最少限度的干预原则,高度尊重父母的自治和权威,强调家庭的完整性和统一性,重视父母子女关系的稳定性和连贯性。[④]尊重父母自治是对多元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承认。[⑤]法律体系没有能力监督父母子女之间这种微妙的、复杂的关系。只有当孩子正在遭受极端的危险时,国家才值得冒险中断父母子女关系。[⑥]介入理论(国家亲权理论)批判父母自治,追求家庭内部的正义,强调儿童与成人一样都是独立的个体,在家庭中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若父母不能提供适当的照顾时,政府有权将父母的受托权强制收回,高品质的替代照顾是绝对必要的。国家干预的基本理念就是通过积极的立法和国家的权威对儿童的利益和发展给予充分的保障,该种理论在当代社会受到越来越普遍的接纳。[⑦]
       总之,这两种理论实际上都致力于保护儿童的权利,只是在国家介入的程度和方式上存在分歧。
       二、我国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理论与制度研究述评
    (一)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理论研究
       我国国家政府一直重视儿童福利,相关研究起步较早。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雷洁琼早在1935年就对儿童福利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她提出:儿童的福利保护与否,对国家的前途影响甚为巨大,因此,在儿童的教养方面,以前归之于个人或家庭的责任,在现代应当是社会与国家的责任。[⑧]但是,20世纪60、70年代,国家力量过度干预家庭,违背了家庭人伦规则。改革开放后,纠枉过正,国家力量退出家庭领域。然而,家庭高度自治的状态下,却导致儿童权利保护的缺失。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婚姻法在儿童保护问题上更多委诸于家庭自治,公权力干预不足,对于父母滥用权利,不履行法定义务时,公权力明显乏力,这是我国法律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⑨]
       关于国家亲权理论,有学者提出:“对特定的个人而言,从来有两个属主:一个是自然的父亲,一个是国家父亲。”[⑩]儿童监护既是自然父亲的义务也是国家父亲的义务,国家或政府是儿童的最高监护人。[11]“家庭正义价值打破了历史上家庭对子女绝对亲权的自治壁垒,国家亲权理论进而使国家获致介入家庭内监护事务的正当性主体资格。”[12]
关于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条件,须以实现儿童最大利益为核心价值并遵循相应原则。国家介入以家庭监护的“缺乏性”“违法性”为前提。[13]一旦父母无力或不愿承担照管子女的义务时,或当孩子受到虐待或照管不良时,国家应援用公权力剥夺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监护者的亲权,强制地介入、干涉儿童的成长过程,将处于急需救助和指导的儿童置于控制之内,以矫正其生活上的偏差、心理上或人格上的缺失。[14]
        至于儿童、家庭与国家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基于父母能力的局限性和家庭功能的弱化,国家应当更积极地承担起其“家长”责任,为家庭提供必要的扶助,必要时直接替代父母承担责任,而且尽可能提高儿童福利水平。”[15]一方面,为保护儿童利益,国家有时不得不在一些方面涉足家庭事务;另一方面,国家在涉足家庭事务时,又要保护家庭和儿童的隐私及尊重双方的自主权。[16]
        综而言之,我国法学界对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理论研究起步并不晚,基本上与西方国家的相关研究同步。但是,与国外研究相比,缺少观点的对立与论争,学者们对国家是否应介入亲子关系,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介入观点基本一致,因而论证显得不够细致和充分。子女、父母与国家的关系很复杂,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理论研究仍有诸多开放性的问题,包括国家的角色、国家介入的限度、国家介入的手段、国家介入的保障等。[17]此外,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观念、权力结构、社会意识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20世纪60、70年代国家介入家庭领域既有教训,也有经验可循。而且,中国几千年沉淀的优良家风、家训,在新时代如何发扬?这些都是我国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理论有待挖掘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法律制度研究
       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法律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对未成年人监护的介入和干预研究,此类研究成果非常多,基本一致的观点是主张国家公权力应介入未成年人的监护,未成年人监护的法律制度不仅是私法规范,还具有公法性质。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未成年人监护立法应反映家庭自治和国家公权干预的双重性能。从未成年人的利益考虑,很有必要强化国家的公权干预,通过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监控,保留国家公权的随时介入;一切关系到未成年人监护的纠纷,均应当通过国家公权机构来解决。[18]还有学者主张,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公法化。[19]设立我国未成年子女财产监护的公权干预制度。[20]
       不少学者研讨国家监护制度和监护监督制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监护制度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时表现出明显的国家干预不足,建议设立监护监督人,明确监护监督人的职责。同时,设立行政监督机构。发挥民政部门的作用,建立由民政部牵头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1]有学者提出,以比例原则为基础/进行国家监护制度建构。[22]有学者提出:“我国未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以及其他法律规范中也应该确立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的基本原则、建立未成年人监护的专门机关、补充未成年人国家监护支持制度以及构建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23]“国家有关部门应当代表国家通过协助父母、帮助家庭、担任监护人、履行监护监督职责等各种方式,完成‘国家兜底’的未成年人守护者的国家责任。”[24]
        其他与此关联的制度研究主要有:针对我国国家和地方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提出中国设计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机制的十大建议。[25] 有学者认为,我国儿童权利的行政保护方面,享有执法权的行政机构一般都不拥有儿童权利保护专职人员,而专门性的儿童权利保护工作机构又不具有执法权。这两种状况对于儿童权利的保护都难以起到有效的价值。所以,待时机成熟时成立儿童保护综合执法局。[26]还有学者提出,应建立起对不同的儿童类型实行分类救助、全面保护的完善的儿童社会福利服务体系。[27]等等。
       总之,国家介入亲子关系法律制度的研究内容比较单一,集中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构建上,但此项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体现出全面、细致、具体的特点。
       三、《民法典》相关规定的评析与改进建议
     (一)国家监护制度的新规定与完善建议
      1.国家监护制度的新规定
       我国法学界关于国家干预未成年人监护、国家监护制度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民法典》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增设了新制度,并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主要有:
     (1)规定指定监护人的程序和临时监护人制度。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在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据此,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以及人民法院有权通过指定确定监护人。在指定监护人之前,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公职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的规定,是国家权力介入家庭领域,保护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
    (2)增设公职监护人制度。《民法典》第三十二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由于各种原因,无法为未成年人找到合适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具备履职条件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公职部门担任监护人,有效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是国家作为未成年人守护者的责任落实与体现。
     (3)增设紧急情况下公职部门的临时监护职责。《民法典》第三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此次新冠疫情突发期间,出现了未成年残疾人因在家中无人看护死亡的事件,反映出相关部门在介入家庭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方面的失职。因此,《民法典》增设紧急情况下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对被监护人的临时生活照料职责,这是国家监护责任的重要内容之一。
     (4)明确规定公职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权利与职责。根据《民法典》第三十六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针对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上述组织或部门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据此,在法定情形下,民政部门负有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职责。
       2.国家监护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建议
       上述四项增设和完善的规定,是我国《民法典》立法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体现,但《民法典》没有规定完整的监护监督制度。从上述规定可见,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承担着监督监护人的部分职责,并在特定情况下担任监护人,但这不是系统、完整的监护监督制度,不能有效、充分地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建议设定或选定专门的机构,承担监督监护人的职责。制度设计包括监护监督人的选定、职责权限等;监督的形式包括定期走访、调查等,及时了解和掌握被监护人的状况。监护人须向监督人宣誓,保证认真、谨慎履行监护职责,维护被监护人的权益。通过宣誓仪式,增强监护人的责任感。监护监督机构发现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权益的,有权对监护人进行教育和训诫,必要时将被监护人与其分离,并担任临时监护人,保障被监护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规定监护人因故意或过失(具体过失)造成被监护人人身或财产损害后果的,监护监督机构有权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有权代理被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二)反家庭暴力的国家职责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婚姻法修正案》)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这是我国立法首次将警察力量引入家庭领域,制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是私人的家庭事务,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是国家与社会的责任,国家力量积极介入,联合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严惩施暴者,救助被害人,保护其合法权益,打造和谐、稳定的家庭与社会秩序。《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但没有保留《婚姻法修正案》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因是2016年已颁行了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等反家庭暴力的职权和责任。《反家庭暴力法》规范与调整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但不属于民法的私法范畴,而是具有公法性质的特别法,宜归类于第三法域。鉴于本文的选题以《民法典》规定为中心,对此不展开详述。
      (三)国家介入父母分居或离婚的亲子关系立法与研究的缺失
         1.国家介入父母分居的亲子关系
      《民法典》没有规定夫妻分居制度或夫妻别居制度,法学界相关研究并不多,主要探讨分居的认定标准[28]、我国设立夫妻分居制度的构想。[29]其中论及分居期间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规定:建议规定分居不影响父母与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夫妻应当依据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对分居期间子女的抚养、监护和探视权等事项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判决。[30]
       夫妻分居期间国家介入的研究凤毛麟角,仅见张力:《家庭自治、国家干预与夫妻分居的法律规制》一文。作者提出,应转变观念,认识到分居事实缺乏法律调整所显现的负价值,主张我国婚姻法理应对分居至少投以与离婚近似的规制注意力。[31]但此文并非国家介入父母分居的亲子关系的专门研究,只在其中提及注重对未成年人,对妇女特别是家庭主妇等弱势人群的特殊保护。
         2.国家介入离婚后的亲子关系
       关于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与探望问题,《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至第一千零八十六条较为详细地加以规定,但未涉及国家力量介入的任何措施。有关抚养权的归属、抚养费的负担、探望权的行使等问题均首先由当事人自行协议,协议不成,人民法院才加以判决。也就是说,这是家庭内部的私人事务,奉行意思自治原则,而不论所达成的协议是否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一并处理此类问题,且严格遵循民法私法自治,对离婚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不予主动审查与干涉。很多情况下,父母双方为争夺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权而极力展示自己的实力,不要求对方支付抚养费,法院裁决予以认可,这是否符合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值得商榷。
        离婚案件中,当事人很少提及如何行使探望权的问题,因为这对于争夺孩子抚养权的当事人来说无法接受。有些当事人即使对自己无法争取到抚养权有所预知,但对以后探望权的救济没有想法。根据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加以释明。据调查,“在判决离婚的 128 件案件中,没有一件判决书明确父母一方对子女探望权的行使。这说明,这些被调查案件中绝大多数的离婚父母以及办案法官都忽视了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离婚父母一方对子女探望权之行使问题,导致我国的探望权制度成为一纸空文。” [32]离婚案件审理结束后,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父亲或母亲一方,在探望孩子受阻时,又要重新起诉,这无疑增加了诉累。案件审理时限长,即使胜诉,对方不配合还要申请强制执行和等待,存在执行难。这也是离婚当事人为什么以极端方式拼抢孩子,争夺孩子抚养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较而言,国外关于国家介入父母离婚后抚养费和探望的执行措施更为完善。例如,美国的未成年子女扶养费强制执行系统最引人注目,为保证有关儿童扶养费的判决能够得到执行,各州均规定了强制执行的方法,主要包括:蔑视诉讼,留置、扣押、担保,收入扣除以及吊销执照等。[33]加拿大法院在适当情况下发布监护或探望命令时,可要求由个人、子女援助社团或其他机构对子女探望权执行进行监督。在极端情况下,采取措施对拒绝或阻挠探望的人处以监禁,并处或单处罚金。[34]法国在子女探望方面设立了离婚后的子女探望中心。这些中心为非营利性质的,以协会的方式组织,由心理学家、社会学工作者、治疗专家、家庭顾问等组成。1998年政府对此类中心规定了一些标准并提供一些指导。[35]
        我国法学界已意识到立法缺失所产生的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问题,对国家介入提出了许多观点与措施。主要有我国登记离婚涉及儿童权益的保护,针对《婚姻登记条例》中立法理念的不足,建议设立“家庭自治为主,国家监督为辅”的原则。增加婚姻登记机关对登记离婚协议的实质审查职能:审查当事人对未成年子女抚养的约定是否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36]针对我国离婚诉讼中处理儿童抚养问题存在的不足,建议加强法院的公力监督和适当干预。法官应该在详细了解整个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最终衡量标准,指导离婚父母协商解决儿童抚养问题。[37]对父母离婚后均不给付子女抚养费且将给未成年人成长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要求国家介入,国家机关应有责任和权利对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提起追索抚养费的诉讼。[38]等等。
       此外,还有关于家事审判改革的探讨,有观点认为,从司法层面看,确认儿童的诉讼主体地位,确立涉儿童家事案件职权探知、职权调查原则,建立专业化的家事审判机构。[39]设立对涉及未成年子女抚育问题的离婚协议的司法审查程序;确立10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在抚养关系纠纷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创建未成年人父母的特殊人格调查制度。[40]关于探望权的执行,有观点认为,可以采取支付延期履行金的方式敦促履行。对不自动履行探望权的,规定执行中可通过委托律师、妇联工作人员、志愿者进行普法教育、心理疏导,引导其自动履行义务,也可组织、见证探望权行使。[41]
       总而言之,国家介入父母分居或离婚后的亲子关系仅少数文章、著作有所论及,缺乏专项研究,登记离婚涉及未成年子女权益的实质审查制度研究有待加强。欠缺国家介入父母分居的亲子关系法律制度的研究,不能有力地推动相关法律出台,父母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的情形下,未成年人权益法律保护的缺失是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四)收养中民政部门职能法律规定的不足与完善建议
       现今,保护被收养人的利益是世界各国收养法的宗旨,国家更广泛地加强对收养的监管。英国《收养法》采取严格的国家监督主义,将收养界定为司法行为,由法院调查和裁定,还规定了收养登记制度,将对被收养儿童的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有机结合。[42]  二战后,在“国家福利”理论的兴起和制度的推行下,以儿童利益为本的现代收养制度属于其中的重要内容而得到发展。1958年,法国首先打破了将收养视为契约的大陆法系民法传统,将收养定性为司法行为。根据《法国民法典》第353-1条的规定,收养关系的成立由法院审查并判决宣告。我国有着深厚的收养历史文化根源,加之改革开放前后法律制度体系不够健全,直到1992年《收养法》的出台,才规定收养以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的登记为法定形式要件。而且,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须由社会福利机构送养。据此,收养行为不只是收养人与送养人基于合意的契约行为(私法行为),也是一项行政行为(公法行为)。与大陆有着相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台湾地区,直到2007年“民法亲属编”大幅度修正时,才明确规定收养须由法院认可。“……民法第一零七九条第一项规定,收养应以书面为之,并向法院声请认可。至于被收养者未满七岁而无法定代理人时,自应先依民法亲属编或其他法律之规定,定其监护人为法定代理人,代被收养者订立收养之书面。”[43]据此,台湾地区收养具有民事法律行为(契约)与司法行为双重性质。
       收养须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才具有法律效力,民政部门的收养登记行为属于行政确权行为,此项行政行为须在调查评估的基础上做出。因此,《民法典》第一千一百零五条新增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也就是说,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的收养登记不仅是一项权力,也是一项职责,只有经过对收养人是否具备法定收养条件进行细致地调查评估,才能登记,否则须承担登记错误的法律后果。除此之外,《民法典》关于收养的其他规定就没有体现出收养是一项行政行为的性质,缺乏民政部门对儿童收养评估和监督的具体规定,包括:成立收养关系的实质审查和试养期的规定,收养跟踪回访监督机制,解除收养关系实质审查的规定等。由于我国目前对孤儿、弃婴和儿童的发现、报案、移送信息体系不健全;收养弃婴、儿童要求的证明材料繁多且由不同的部门出具;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必须由儿童福利机构送养的规定,造成了弃婴、儿童收养的垄断。         上述综合因素导致了私自收养的现象大量存在,然而,民间个人或组织收养的大部分孤儿无法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被收养人的安全、户口、上学、社保、就业等无法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此外,《民法典》对社会慈善组织收养的相关事宜缺乏规定,社会团体的力量没有充分被调动。
        为此,笔者建议,完善《民法典》对福利制度的规定,将有关社会福利机构的财政拨款、人事调配等方面的权力和责任划归民政部门,使县(市、区)一级社会福利机构在孤残儿童的收留抚养职能方面能够运作起来,切实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民法典》中规定民政部门负有收养的实质审查与监督职责。规定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负有收养关系成立登记与解除登记的实质审查职责,以及收养关系成立后的跟踪回访监督职责。将收养登记行为从原来的行政确认行为变为行政许可行为。审查与评估的内容、标准、方式和程序等,由民政部通过修改现行规定或出台部门规章加以具体规定。设置或安排独立的监督部门,对福利机构送养弃婴、儿童的行为进行监管,杜绝福利机构送养的权力寻租行为。
        此外,民政部可以通过行政委托的方式,将收养评估的权力委托符合条件的民间福利机构行使。面向心理咨询师、律师、教师、社工等招募社会工作者,由社会工作者参与或承担相关工作,包括评估收养家庭、对被收养人在新家庭中的融入情况进行观察与跟踪服务等。当民政部门根据评估情况不予收养许可或撤销收养许可时,收养人可以通过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司法救济。
        结 语
        婚姻家庭法调整市民社会的家庭生活关系,属于私法范畴,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但婚姻家庭法具有很强的伦理性,故绝大多数规范是强行性法律规范,与《民法典》其他法律规范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能由当事人约定排除适用。家庭中未成年人是弱者,需要法律倾斜性保护,基于婚姻家庭法的特殊性,规定细致、完善的国家介入亲子关系制度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和现实的必要性。打破公法与私法的严格区分界限,已是当今各国立法的发展趋势之一,尤其在家庭领域更具有可行性。与国外相关立法相比,我国《民法典》关于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法律规定尚有诸多不足之处。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根基,家庭领域的过度自治,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消极不作为,使得人性自私的一面缺乏外力的牵制而无限放大,从而影响和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如果说上世纪改革开放前,我国追求家庭自治、尊重个人私权和自由,那么,现今国家力量应当对过度自治的家庭领域进行必要的干预与调适,以实现家庭领域儿童利益最大化,保障未成年人在稳定的家庭环境中健康成长。



[①] 雷春红,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副教授,民商法学博士,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邮箱:lchsw@163.com
[②] 徐国栋.普通法中的国家亲权制度及其罗马法根源[J].甘肃社会科学,2011(1).
[③] 转引自:徐国栋.普通法中的国家亲权制度及其罗马法根源[J].甘肃社会科学,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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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Joseph Goldstein,Anna Freud,Albert J. Solinit,Before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9, pp8-12. 转引自:张杨.西方儿童权利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5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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